在生态崩溃加剧、粮食不安全状况日益严重的当下，人们愈发呼吁建筑领域不仅要关注景观，还要关注维持并修复景观的各类系统。在这些系统中，农业扮演着自相矛盾的角色：它既是导致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，又是推动生态恢复的潜在力量。工业化农业通过单一作物种植、依赖化石燃料以及土地标准化，导致土壤肥力耗竭、栖息地破碎化，并加剧了气候变化。作为回应，农业生态学应运而生，它以生物多样性、地方性知识以及自然的循环节律为根基，是一种与之相对的实践方式。它将农业重新定义为生态系统的再生，而非资源掠夺，同时推动社区和土壤自身的再生。
这种重新定义，为建筑领域提供了发挥重要作用的契机。与农业生态学接轨，不仅意味着支持粮食生产，还意味着要关注维持粮食生产的更广泛的文化、空间和生态条件。这意味着建筑设计要顺应季节变化，支持共享利用，并以尊重土地和耕作者的方式开展建设。建筑不再仅仅是围合空间 —— 它成为培育、互惠与共生的媒介。
农业生态设计不再以永久性和控制力为中心来组织空间，而是思考建筑如何承载生命过程、适应生态节律，并扎根于持续不断的养护循环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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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生态学常被描述为兼具科学学科与社会运动双重属性。它将生态学原理与农业实践相融合，同时强调公平性、文化韧性以及参与式治理。与传统的可持续农业形式不同，农业生态学不仅旨在减少对环境的危害，更力求通过多样性、互惠性和关怀来修复生态系统。其方法因地域而异，但核心始终一致：将土壤、水源和种子视为鲜活的公共资源，而非商品。这对建筑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问题：空间如何不仅支持生产，还能助力生态管理？建筑如何融入粮食系统的物质代谢与关系网络？
农业生态学对建筑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乡村建筑类型，还延伸至连接耕作、加工、分配与交换的基础设施设计。这些设施包括市场、食品集散中心、加工厂、合作厨房和仓储单元等 —— 这些空间是农业节律与社会生活交汇的场所。至关重要的是，它们不仅仅是物流节点，更是价值重塑之地，从私有转向共享，从逐利转向滋养。
OMA / AMO 策划的展览“乡村，未来”全面审视了当代乡村状况，揭示了乡村如何成为技术实验、政治摩擦与环境博弈的空间。尽管该展览并非以农业生态学为核心，但它凸显了超越城市视角、重新将乡村视为创新空间的必要性。然而，一个尚未充分探讨的问题是，建筑如何支持自下而上、扎根生态的粮食系统 —— 不是作为景观或策略，而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基础设施。
体现建筑与农业生态学价值相契合的一个实例是格拉纳比冬季花园，这是一个由社区主导的项目，将废弃的维多利亚式联排住宅改造成共享室内花园。该项目由 Assemble Studio 与居民合作设计，将种植、聚会和渐进式建造融为一体。无顶房屋经部分修复后，采用轻质聚碳酸酯板和木质结构围合，既让植被扎根生长，又创造了可供全年使用的保护空间。这一干预措施不仅通过修复支持生态过程，更通过创造新条件，让社会与生物生活得以展开。在这里，建筑的功能更像是一个集体行动的框架，而非一件独立物体 —— 一个让园艺、维护与记忆共同塑造空间、与气候和社区节律相协调的场所。
这些案例有一个重要的共性：它们将建筑的重点从形式转向功能，从物体转向系统。它们将建筑视为一种需要持续维护的条件，而非一次性交付的解决方案 —— 一组不断演进的空间、节律与关系。在农业生态学的语境下，建筑师成为循环的推动者，而非永恒的创造者。设计成为一种工具，通过支持性基础设施而非宏伟姿态，来维持集体使用、生态健康与物质平衡。
与土地共生构建
但农业生态学不仅关乎食物的种植方式，还涉及土地的居住方式以及知识如何在代际间传承。在许多传统农耕文化中，建筑并非强加于景观之上，而是通过协商融入其中，由土地本身孕育而生。建筑采用当地现有材料建造，根据气候条件和农业周期集体塑造而成。这些乡土建筑形式并非源于审美选择，而是适应、合作与内嵌知识的实践成果。它们蕴含着一种生态智慧 —— 将土地视为合作伙伴，而非定居之所。
这对当代建筑而言，既是一项挑战，也是一个机遇：我们如何借鉴这些因地制宜的实践，而不陷入怀旧或拼贴的窠臼？我们如何在满足当下需求、遵循地球生态极限的同时，从物质、文化和生态层面与土地共生构建？
越南南部由 VNT Architects 设计的“耕作幼儿园”，展现了与土地共生构建的另一种诠释。该项目位于工业增长与生态侵蚀并存的城郊地带，将幼儿教育重新定义为一种农业与空间实践。一条连续的屋顶花园如培育土壤的丝带般环绕建筑，它并非装饰，而是基础设施：兼具食物生产、热缓冲以及日常体验生长与衰败循环的功能。在这所学校里，建筑并未将孩子与土地隔离开来，而是让他们与之亲密接触，让他们通过重复、参与和感官体验来学习，而非单纯的说教。
“耕作幼儿园”的非凡之处不在于其标志性形象，而在于其空间布局：它如何编排动线、锚定记忆，并融入物质代谢的景观之中。其适度的规模和柔和的曲线，暗示了一种建筑新模式 —— 与其说是围合空间，不如说是培育生命，一种顺应季节变化、满足用户需求、回馈所依土地的建筑结构。
再往南，在塞内加尔的萨赫勒地区，atelier masōmī, Toshiko Mori Architects 等机构开发了融合研究、农业与教育的混合建筑类型。例如，塞内加尔艺术家新住宅为农业社区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聚会、培训和协作的空间。其波纹屋顶收集雨水；厚实的土墙和多孔砖调节温度；开放式平面布局适应活动、休息、晾晒、储存和交换等灵活多变的功能需求。该建筑并未设定固定功能，而是根据每个季节和社区的需求进行调整。其建筑风格反映了所支持的农业生态逻辑：通过多样性实现韧性，通过非正式性实现功能性。
这些项目的共同之处在于一种和谐共生的理念。与土地共生构建，意味着接受限制、顺应肌理与时间，并善用已有资源。这不仅是一种物质策略，更是一种政治主张：它挑战了支撑全球大部分建筑业的开采逻辑，转而倡导一种以维护、延续和互惠为基础的建筑模式。
这一转变还要求我们具备新的空间素养。在农业生态语境下，建筑常表现为棚屋、粮仓、亭阁和梯田等形式 —— 它们并非封闭的围合空间，而是为流动的生命提供通透的支撑。这些建筑的设计目的并非主宰环境，而是在炎热与阴凉、干燥与湿润、静止与风动之间进行调节。它们的成功不在于形式创新，而在于能否很好地适应生长、收获、休憩和再利用的节律。
归根结底，与土地共生构建不仅仅意味着选用天然材料。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建筑的本质、功能以及其随时间推移应有的表现方式。它将建筑价值从追求永恒性转向注重响应性，从强调独立性转向融入环境。它重申了建筑在支持关怀文化方面的能力 —— 在这样的文化中，知识得以共享，生态系统得以修复，空间的设计并非为了永存不朽，而是为了在存在期间发挥切实作用。
生长与衰败的时间性
农业生态学遵循循环规律展开。在此逻辑下，建筑无法保持静态。在这样的系统中进行设计，需要具备时间素养：即能够顺应生态节律进行建造，认识到变化是必要的，而追求永恒性可能会适得其反。
法国景观设计师吉尔·克莱芒（Gilles Clément）的作品，尤其是他提出的“移动花园”（Jardin en Mouvement）概念，体现了这种思维转向。这一构想旨在回应传统正式园艺的僵化性，其基于一种不同的时间观 —— 设计师放弃控制权，学会观察、等待并谨慎行事。其任务不再是通过主导来塑造空间，而是悉心照料：让生态系统自由演变，仅在必要时进行干预，并接纳生长、衰败和演替的不可预测性。尽管这一理念根植于景观设计，但其与农业生态建筑的原则高度契合。这表明，最具意义的空间营造或许并非那些强行赋予形式的设计，而是那些懂得何时退居其次的设计 —— 为其他生命形式、其他时间尺度和其他作用力留出空间。如此看来，衰败并非废弃的标志，而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建筑状态。
在更为乡村的环境中，传统粮仓、种子库和晾晒平台等建筑，其建造往往考虑到了使用的时间性。它们随季节而活跃，冬季休憩，并代代相传，不断被重新利用。这些建筑采用茅草、竹子和土坯等材料，会自然降解，并通过社区重建仪式进行更换。这种建造与重建的循环，不仅维持了建筑结构本身，还维系了与之相关的社会和生态纽带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衰败并非失败，而是延续。
将衰败纳入设计考量，意味着放弃对建筑长期命运的掌控。这需要谦逊的态度 —— 接受建筑可能无法长久留存，并认识到其消逝或许正是其价值所在。这挑战了建筑领域中关于价值和作者身份的主流观念，但为该学科打开了通往更深层次生态伦理的大门。
迈向农业生态城市主义
尽管农业生态学深深植根于乡村实践和土地传统，但其原则在城市领域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共鸣。随着城市面临全球供应链的生态极限、土壤退化以及气候脆弱性等问题，一种新的设计思维变得势在必行 —— 这种思维不再将食物视为待配送的商品，而是将其视为空间、生态和公民关注的核心议题。建筑成为城市生活代谢需求与土地再生能力之间的调解者。
这种方法并非旨在将乡村移植到城市，也并非将农业生态学简化为绿色屋顶或自留菜园的问题。相反，它重新将城市本身构想为一个活生生的、相互依存的系统 —— 在这个系统中，能量、养分、劳动力和废弃物以循环而非线性的方式流动。它表明，从堆肥到耕作的食物基础设施，不应被视为边缘设施，而应被视为城市形态和社会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。
由 Atelier d'Architecture Autogérée 开发的“农业城”（Agrocité）等项目，利用回收材料和社区劳动力在临时城市用地上建造而成。该项目包括工具图书馆、堆肥厕所、共享厨房和温室。其建筑风格轻盈、适应性强且可逆 —— 设计目的不在于形式上的永久性，而在于支持功能的持续性。它并非固定一个空间，而是培育一个空间。“农业城”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农场，它还是一个公共空间：一个用于协商、互助和生态修复的场所。它倡导一种低技术、后增长的城市主义，其中建筑与照料、衰败和更新的循环保持一致。
这些案例指向了一种不浪漫化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态城市主义。它承认城市将始终依赖乡村腹地，但坚持认为这种关系必须是互惠互利的，而非剥削性的。在这一范式内进行设计，意味着重新思考食物的流动方式、废弃物的价值评估方式，以及建筑与土壤再生和文化生产循环的关系。这也意味着需要考虑治理问题：谁来维护这些系统、谁拥有土地，以及如何认可和分享劳动成果。
将建筑扎根于土壤，就是承认土地并非中立；它充满了记忆、肥力和冲突。它承载着流离失所、资源开采和坚韧不拔的历史。与这片土地共同设计，意味着承认其能动性、顺应其节律，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：建造即意味着建立一种关系，而非主张控制权。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和食物系统的崩溃，这种建筑变得愈发相关且必要。归根结底，农业生态建筑并非一种风格或公式。它是一种生态和文化态度，挑战了永久性、作者身份和自主性的假设。
本文是 ArchDaily 专题“再生设计与乡村生态”的一部分。每个月，我们都会通过文章、访谈、新闻和建筑项目深入探讨一个专题。我们邀请您进一步了解我们的 ArchDaily 专题。并且，一如既往，ArchDaily欢迎读者投稿；如果您想提交文章或项目，请与我们联系。
